九鼎，据传是大禹在建立夏朝以后，用天下九牧所贡之金铸成九鼎，象征九州。商代时，对表示王室贵族身份的鼎，曾有严格的规定：士用一鼎或三鼎，大夫用五鼎，而皇储皇室天子才能用九鼎，祭祀天地祖先时行九鼎大礼。因此，‘鼎’很自然地成为国家拥有政权的象征，进而成为国家传国宝器。据说，秦灭周后第二年即把周王室的九鼎西迁咸阳。但到秦始皇灭六国，统一天下时，九鼎已不知下落。有人说九鼎沉没在泗水彭城，秦始皇出巡泗水彭城地方，曾派人潜水打捞，结果徒劳无功。 也有史学家认为，九鼎并非是九个，而是只有一个，因为代表九州，也叫九州鼎，简称九鼎。

    词语释义

    1、相传夏禹铸九鼎，象征九州，夏商周三代奉为象征国家政权的传国之宝。 战国时， 秦楚皆有兴师到周求鼎之事。 周显王时，九鼎没於泗水彭城下。 唐 武后、宋徽宗也曾铸九鼎。《史记?封禅书》：“ 禹收九牧之金，铸九鼎。皆尝亨鬺上帝鬼神。遭圣则兴，鼎迁于夏商 。 周德衰， 宋之社亡，鼎乃沦没，伏而不见。”后亦以九鼎借指国柄。 南朝 宋 谢瞻 《张子房诗》：“力政吞九鼎，苛慝暴三殇。” 宋 杨万里 《读严子陵传》诗：“早遣 阿瞒 移九鼎，人间何处有 严陵 。” 清龚自珍 《妙法莲华经四十二问》：“诸经有《法华》，王者之有九鼎，家业之有总帐簿也。” 2、喻分量重。《史记?平原君虞卿列传》：“ 毛先生一至楚 ，而使赵重於九鼎大吕。” 司马贞索隐：“言毛遂至楚 ，使赵重於九鼎大吕，言为天下所重也。” 宋黄庭坚 《次韵答叔原会寂照房呈稚川》：“声名九鼎重，冠盖万夫望。” 明 张煌言 《怀古》诗：“人定能胜天，一言重九鼎。”

    来历

    黄帝宝鼎

    夏代的青铜铸造业，已相当发达。青铜是铜和锡的合金，熔点低，便于铸造冶炼。夏代的炼铜业。古文献中亦有记载。《越绝书》卷十一日：“禹穴之时，以铜为兵。”关于铸造九鼎，《墨子?耕柱》曰：“昔日夏后开（启）使蜚廉折金于山川，而陶铸之于昆吾，……九鼎既成，迁于三国。”三国指夏、商、周。《左传》宣公三年曰：“桀有昏德，鼎迁于商。”即言此事。据考古材料证明，当时的奴隶在铸造象九鼎这样的大型器件时，一般是首先用质细的泥土制成器范，再用木炭作燃料，用铜制的坩锅冶炼铜，锡矿块，最后将铜锡溶液注入范中，就成为青铜器。 但《左传》中谈到九鼎铸造的情况是这样的：夏朝初年，大禹划天下为九州，州设州牧。后夏启令九州牧贡献青铜，铸造九鼎。事先派人把全国各州的名山大川、形胜之地、奇异之物画成图册，然后派精选出来的著名工匠，将这些画仿刻于九鼎之身，以一鼎象征一州。所刻图形亦反映该州山川名胜之状。九鼎象征九州，反映了全国的统一和王权的高度集中，显示夏王已成为天下之共主，是顺应“天命”的。正所谓：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”从此，九州成为中国的代名词，“定鼎”，成为全国政权建立的代名词了。

    变迁

    商汤逐走夏桀后，将九鼎迁至其都。盘庚定都于殷后，九鼎迁移至此。周武王灭商后，曾公开展示九鼎。周成王即位后，周公旦营造雒邑，将九鼎迁至该城，并请成王亲自主持祭礼，将九鼎安放在太庙之中。（墨子?耕注：夏后氏失之，殷人受之；殷人失之，周人受之。夏后、殷、周之相受也。） 东周开始后，周朝王室衰落，各诸侯开始觊觎王权。周定王时，楚庄王首次“问鼎之轻重”，被周大夫王孙满驳回。后楚灵王一度也动心问鼎，因国内发生叛乱，未果。 秦惠王时，张仪制定策略，希望能夺得九鼎以号令诸侯，楚顷襄王、齐国国王亦希望争夺宝鼎。周赧王周旋于两国以及魏国、韩国之间，令其相互制约，得保九鼎不失。

    式样纹饰

    大禹铸的九鼎是什么式样？是方是圆？是四足还是三足？鼎内外有什么铭文和纹饰？至今无所考稽。惟《拾遗记》卷二载曰：“禹铸九鼎，五者以应阳法，四者以象阴数。使工师以雌金为阴鼎，以雄金为阳鼎。鼎中常满，以占气象之休否。当夏桀之世，鼎水忽沸。及周将末，九鼎咸震。皆应灭亡之兆。后世圣人，因禹之迹，代代铸鼎焉。” 以上雄金、雌金的含义诸书无解，大概是指合金的硬度而言。“以占气象之休否”就是测国运之兴衰。可见，鼎从容器、炊具、到祭器、礼器、又到宝器、神器，代代演变已彻底改变了实际用途，变成了国家供奉的神物。 大禹九鼎之纹饰虽无实物可证，据现已出土的当时陶器纹饰推测，也不外于兽面类、龙凤类、动物类、云雷类、火类、几何类等。

    失落及重铸

    司马迁在他撰著的《史记》一书中，对九鼎的记叙，就有出入，前后不一。如：在周、秦二“本纪”中说，秦昭襄王五十二年（公元前255年），周赧王死，秦从雒邑掠九鼎人秦。但在《封禅书》中说：“周德衰，宋之社亡，鼎乃沦没，伏而不见。”由后者分析，九鼎在秦灭周之前，即“宋之社亡”时，已经不见；那么，前者所述秦昭襄王五十二年，秦从雒邑掠九鼎归秦，岂不是自相矛盾，令人费解！司马迁之后，东汉的著名史学家班固，在其所著的《汉书》中，对九鼎之下落，采取兼收并蓄之法，收录了司马迁的上述两说，同时，又补充了一条史料，说是在周显王四十二年，即公元前327年，九鼎沉没在彭城（今江苏徐州）泗水之下。后来秦始皇南巡之时，派了几千人在泅水中进行打捞，毕竟是江水滔滔，无从觅处，只得徒劳而返。 到了清代，九鼎之下落更加难以考察寻觅。后代史家只能随意加以揣测了。王先谦在《汉书补注?郊把志》中认为：东周王室在衰落的过程中，已无力量保护自己。而战国时期各个实力雄厚的诸侯国，却虎视眈眈，力图统一中国，取周而代之。因此，象征王权和“天命所归”的九鼎，自然成为各诸侯必欲夺之的稀世国宝；加之此时周王室财政困难，入不敷出，于是销毁九鼎以铸铜钱，对外则诡称九鼎已不知去向，甚至说其中一鼎已东飞沉人泗水之中，免得诸侯国兴兵前来问鼎，自找麻烦，王光谦的说法虽似有理，但提不出任何一点史料加以证实，因此，是使人难以置信的。

    后世帝王亦曾屡次重铸九鼎，以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和宋徽宗崇宁三年两次最为有名。（未完待续）